长江流域的鱼类资源及其保护(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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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大型水利工程建设
水利工程的兴建，使人类在防洪、发电、灌溉、航运等方面获得了丰厚的效益，但水利工程的修建也同时带来了一些生态环境问题。已有研究表明，水电开发可能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这在水生生态系统表现尤为明显。水电工程对水域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包括阻隔、库区及坝下水文情势改变、库区透明度增加与溶氧分层、下泻水温降低、气体过饱和等。对于梯级开发，鱼类生境丧失、水温叠加影响等是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


长江上游地区是我国水电开发的重点地区，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仅长江上游特有鱼类就有117种之多。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及各流域水电开发规划在长江上游干、支流中规划了很多大、中型电站，除三峡、二滩、碧口、乌江渡、龚咀等水利枢纽已经建成外，彭水、构皮滩、瀑布沟、溪洛渡、向家坝、金安桥等水电站均已开工。一旦规划全面实施，长江上游的河流生态系统将被梯级水库所取代，届时，目前生活在该地区的大部分鱼类，尤其是绝大部分长江上游特有鱼类完成生活史所需要的、河流生态系统特有的环境条件将不复存在，很多鱼类的种群数量将因此而缩小，甚至可能灭绝。为了保护分布于不同河段的特有鱼类，有必要对1990年《简要报告》中拟建的一些梯级水电开发工程作出调整，留出一部分天然河道，不修水利工程，保留自然的水域生态，建立一定面积比例的保护区或保留地，使长江水利开发与鱼类物种资源保护能够协调发展。



2.4江湖阻隔与围垦
长江中下游在历史上原是干流、支流、浅水湖相互连通的网络系统，长江两岸的绝大多数中型以上的湖泊（＞10平方公里）原为通江湖泊，数量超过100多个，其中湖南约20个，湖北近40个，江西、安徽少于10个，这为包括四大家鱼在内的许多经济鱼类准备了良好的繁衍条件，幼鱼进入湖中育肥，再回到江中繁殖，通过江－湖洄游完成生活史。


由于防洪抗旱和消灭血吸虫等原因，人们在长江中下游大兴水利，修建了大量的堤坝和闸口，节制了长江与其支流和湖泊间的自由交流，从而使得原来通江湖泊不再与长江相通。现在长江中下游通江湖泊只剩下三个：洞庭湖、鄱阳湖和石臼湖。由于通江湖泊的减少，长江中游地区湖泊总面积萎缩率超过30％，有些湖泊萎缩率达70％以上，如武湖。江湖阻隔不仅使鱼类失去“三场”（索饵场、繁殖场、育肥场），而且改变了湖泊的湿地特性，湿地面积和质量大大下降，对污染的生物降解能力下降，原有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极易造成富营养化。同时，江湖阻隔使得围湖造田成为可能。


湖泊面积的缩小导致鱼类生存空间变小，水体中的饵料资源最丰富的区域被填埋，不能提供足够的饵料，加上不合理的开发利用，致使自然种群数量降低。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围垦湖泊面积达138193.2km2以上，超过鄱阳湖、洞庭湖等五大淡水湖泊面积之和，其中长江中下游平原区湖泊围垦面积达 1.3万km2，占全国湖泊围垦面积的 94%。以湖北省为例，20世纪50年代，湖北省共有大小湖泊1066个，总面积8300平方公里；70年代后期，0.5平方公里以上的水面湖泊有609个；80年代仅剩下309个，300个湖泊消失了，湖泊数量下降了49％，湖泊面积由原来的4707.5平方公里下降到2656.6平方公里，湖泊面积减少了43％。洪湖、白鹭湖、长湖、三湖等四湖地区原有大中湖泊128个，总面积2680平方公里，现在只有38个湖泊，面积733平方公里，“千湖之省”已名不符实。.



2.5外来种入侵
在自然界，由于地理、地貌和气候等因素的影响，每一个物种都被限制在一定的区域内生存，这些物种即本地种。虽然物种自身可发生迁移，但如果没有人类活动的影响，这种自然迁移速度很慢。外来种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历史上没有自然发生分布而被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引入的物种、亚种或以下的分类单元。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加，外来种引入越来越频繁，这些外来种中的一部分成为入侵种，对本地物种具有很大的威胁：①杂交：一些本土鱼类可能与外来种杂交，导致种质被污染；②竞争：外来种与土著种在食物和空间上出现竞争；③捕食：一些外来鱼类直接捕食小型土著鱼类，或者吞食其它鱼类的卵和仔、幼鱼；④疾病：一些外来鱼类携带的疾病，可能传播到土著鱼类。


多年以来，长江流域已引入了大量的外来鱼类作为养殖品种，也有一些是作为观赏鱼或无意带入的。在这些鱼类中，较为典型的鱼类入侵物种有10种：奥利亚罗非鱼、尼罗罗非鱼、斑点叉尾鮰、大口黑鲈、大口胭脂鱼、琵琶鱼、短盖巨脂鲤、革胡子鮎、路斯塔野鲮、食蚊鱼。此外，一些盲目的放生，也是导致外来种蔓延的重要因素。作为水族箱中 “清道夫”的琵琶鱼(Hypostomus plecostomus)已在长江上游的四川、重庆等地的天然水体中发现，这种鱼繁殖力很强，每次产卵300-500粒，孵化率很高，它们不仅摄食河流的藻类及其他饵料生物，也大量吞食其他鱼的卵，严重影响土著鱼类及生态系统。值得注意的是，象银鱼、食蚊鱼等爆发性强的种类已广泛地扩散到长江上游水域中，根据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系统的数据，仅在三峡库区就已发现丁鱥、斑点叉尾鮰、黒鮰、加州鲈、大银鱼等外来鱼类，这些物种是否能在库区自然繁殖、并对鱼类群落造成影响等问题值得研究。



3目前采取的主要保护措施
3.1自然保护区
建立自然保护区是有效保护淡水鱼类的主要措施。建立自然保护区的目的是：保持河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保护当地物种的原始种群；保持鱼类群落、生境；排除人为的物种引进；为研究和利用有价值的物种资源及其它的生物多样性信息提供更多的机会。
为补偿三峡工程带来的这些不利影响，保护河流生态系统的自然生态环境，维护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多样性，2000年4月国务院批准建立了“长江合江——雷波段珍稀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该保护区上起金沙江雷波，下至长江上游合江江段，全长约420km。但是，金沙江下游水电站的建设，将使“长江合江——雷波段珍稀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变成库区，导致已经建立的保护区功能大部分消失。为协调水电工程建设与保护区建设的矛盾，国家环保局组织有关部门对保护区调整方案进行了反复的研究、论证。2005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批复该保护区调整方案，调整后的保护区范围由向家坝下横江口开始，向下游延伸至重庆马桑溪，包括赤水河干流和部分支流、岷江下游和支流越溪河，以及南广河、长宁河、沱江和永宁河河口区河段。在保护对象上，除三种珍稀鱼类外，明确将其它66种特有鱼类列入保护对象，保护区更名为“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保护区的建设正在进行中，相关的保护措施已开始逐步实施。


此外，1996年湖北省即建立了以保护中华鲟及其生境的“长江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上海市2002年批准建立长江口中华鲟幼鱼自然保护区。



3.2长江禁渔期制度
长江禁渔制度规定自2002年起每年4月1日至6月30日葛洲坝以下的长江中下游实行全面禁渔，葛洲坝以上江段自2003年起每年2月1日至4月30日全面禁渔。
禁渔制度期间的监测资料显示，三个月的禁渔对资源保护的效果非常明显。宜昌、荆州、岳阳江段的日均单船产量与2000年、2001年相比有较大幅度提高；铜鱼与黄颡鱼平均体重、体长较往年相比有所增加；洞庭湖和鄱阳湖鲤、鲫鱼产卵量比2001年分别增加57.8%和40.8%，表明禁渔制度对鱼类资源保护有一定效果。



3.3人工增殖放流
对处于濒危状况或受到人类活动潜在威胁的特有鱼类，开展针对性的物种保护研究，特别是对一些受胁迫较严重的、又有一定经济价值的特有鱼类进行驯化、养殖和人工放流，使它们得到有效的保护。
葛洲坝集团中华鲟研究所从1981年起开始向长江放流人工繁殖的中华鲟，长江水产科学研究所从1983年起放流中华鲟，据估计，目前累计向长江放流的中华鲟已超过600万尾。标记放流和遗传分析的资料显示，在河口误捕的中华鲟幼鲟中有5-10%的个体是人工繁殖放流的。目前，中华鲟研究所饲养有20多尾人工繁殖的15龄中华鲟，有关单位正在进行全人工繁殖试验。


除对中华鲟进行人工增殖放流外，某些单位对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胭脂鱼也进行了增殖放流；在地方渔政部门的组织下，一些县市还放流了草鱼、鲢等经济鱼类。


在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自然保护区规划中，在宜宾、赤水将建立增殖放流站，一些长江上游特有鱼类，如岩原鲤、长薄鳅、厚颌鲂、黑尾近红鲌、华鲮、齐口裂腹鱼的人工繁殖已经初获成功，圆口铜鱼的人工繁殖研究正在进行中，相信不久就会逐步实施特有鱼类增殖放流。

4问题与建议
4.1协调水电开发与鱼类资源保护
长江上游存在着许多为我国所独有、长期适应于长江上游水体生态条件的特有种，特有物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是长江上游鱼类资源保护的重点。由于特有鱼类不仅对上游原有的河流生态环境依赖性强，而且很多种类或者由于分布范围过于窄小，或者种群数量较低，或者捕捞等人类活动对资源破坏较大等原因，其生存状况本来就处于易危或濒危状态，当梯级开发进一步导致其生境条件变化或生境丧失时，极可能危及物种的生存。针对水利工程建设和过度捕捞等因素的影响，国际上通常采用的保护措施包括：限制捕捞、修建过鱼设施、实行人工繁殖放流、通过工程措施调节水坝下泄水流以减少对鱼类的不利影响，以及对一些关键栖息地或关键的生态条件采用人工措施进行恢复和创建等等。但是，这些保护措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例如，限制捕捞只能部分补偿工程导致的鱼类资源量下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境丧失问题。过鱼设施虽然有可能解决鱼类的洄游问题，但对于非洄游性鱼类，其意义不大，而且，如果没有适合于鱼类摄食、生长的环境，即使成功过坝也不能保证物种繁衍。上述其它措施也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即只能解决局部的问题，难以满足鱼类完成整个生活史的需要，因此只能作为辅助措施。水电梯级开发，从根本上讲是导致了鱼类栖息地的丧失，在这种情况下，保护鱼类的栖息地，无论这些栖息地是特有鱼类的主要分布地或者是原先对某些鱼类生存的意义不是很重要的天然栖息地，都是十分必要的。在长江水利开发与鱼类物种资源保护协调发展的前提下，科学研究、决策，建立一定面积比例的保护区或保留地，不修水利工程，是有效保护特有鱼类最重要、最根本的措施。



4.2保障繁殖条件，加强幼鱼资源保护
白鲟、中华鲟、达氏鲟、胭脂鱼是主要生活在长江干流的珍稀鱼类，过去的调查工作已基本确定了它们产卵繁殖的江段，应高度重视其繁殖保护。近年来的监测数据表明，自葛洲坝至古老背长约30km的江段是中华鲟、胭脂鱼等多种鱼类的产卵场。这一江段的地貌和水文情况与长江上游的白鲟产卵场环境相似，因而也有可能成为白鲟的产卵场。这几种珍稀鱼类产出的卵都是黏附在石块上或沉落于石缝中孵化的。在这一江段中遍布的砾石底质正是它们产卵场的必需条件，所以应该保护本江段的砾石底质环境。而且，鱼类的产卵条件是产卵场环境条件及水文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中华鲟产卵不仅需要具备卵石、砾石等硬底质、具有较大起伏的河床等产卵场环境条件，繁殖时各水文条件也都存在一个阈值范围，其中，水温的阈值范围是15.3-20.5℃，流速的阈值可能在1.07-1.65m/s范围内。三峡水库的运行将改变葛洲坝坝下江段的流量、水温和泥沙含量等与中华鲟繁殖密切相关的生态条件，特别是下泻流量的减少与过往船只的增多，对中华鲟繁殖存在影响，应高度重视。


已有研究证明，长江四大家鱼的繁殖需要18℃以上的水温以及一定涨速、涨幅和持续时间的洪水。在葛洲坝至城陵矶这一江段内分布着11个家鱼产卵场，是长江家鱼最重要的自然繁殖区。三峡蓄水175m以后，虽然5月至6月上旬日平均下泄流量比建坝前同期流量大，但如果水库在调度方面忽视了家鱼繁殖所要求的涨水条件，那么这段时期内家鱼的产卵量可能会受到影响，这个问题需要认真对待。能否运用水库调度产生人造洪峰以激发家鱼产卵，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此外，三峡水库蓄水后，原来位于库区的8个家鱼产卵场可能已经上移，2006年在江津断面已监测到相当数量的家鱼早期资源。在近期内，长江上游江段的家鱼的繁殖可能不存在大的问题，但随着金沙江、雅砻江梯级开发的实施，下泻水温将大幅降低，长江上游干流中包括家鱼在内的许多鱼类繁殖所需的最低温度可能得不到满足，应尽早考虑对策措施。


根据有关的监测数据，长江家鱼的自然繁殖量已大幅降低，但这主要不是受三峡和葛洲坝的影响，而是幼鱼资源量下降导致繁殖群体数量减少的结果。长江中下游地区，特别是通江湖泊是四大家鱼的育肥场，仔幼鱼主要的索饵场。江湖阻隔使湖泊与长江失去联系，长江中下游水域索饵场、育肥场面积大幅减少，因此，弄清当前环境条件下幼鱼的“负荷量”、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幼鱼资源是长江四大家鱼资源保护急待解决的问题。否则，即使采取人造洪峰或增殖放流等手段增加了繁殖量，家鱼的资源也不可能得到有效恢复。令人担忧的是，虽然2002年以来长江中下游江段实施了禁渔期制度，但酷渔滥捕的现象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网簖、?网、缯网等主要捕捞各种经济鱼类以及胭脂鱼、中华鲟幼鱼的密眼网具，仍十分普遍，河口地区的张网对中华鲟幼鱼的误捕也较多，希望渔政部门加强管理，坚决执行保护条例和有关法规，取缔有害的渔具和捕鱼方法，切实保护江湖中的幼鱼资源。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除四大家鱼外，长江上游的特有鱼类中也有一些产漂流性卵的鱼类，如圆口铜鱼、长鳍吻鮈等。与四大家鱼的情形类似，这些鱼类产出的卵和初孵仔鱼，需要漂流较长才能发育到主动游泳的仔鱼。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干流江段仅350余公里，在这一江段中繁殖的卵苗将漂流进入三峡水库。由于三峡水库在6－9月水位降至145m运行，库尾相当长的一段水域流速不小于0.2m/s，可以保持卵、苗继续漂流与发育。水库内丰富的浮游动物可以为仔、幼鱼提供较充足的食物。其他产沉性卵或粘性卵鱼类的仔、幼鱼，包括白鲟和胭脂鱼的仔、幼鱼，也可以到水库的回水变动区内觅食。因此，三峡水库是上游珍稀、特有鱼类早期生活史阶段的重要栖息地之一。然而,最近小南海水利工程建设又被提到议事日程，是不适宜的。重庆市长江小南海水利枢纽坝址，位于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缓冲区与实验区的联结处附近，建成后将淹没缓冲区约70km的江段，占自然保护区干流段的1/5。如果修建小南海水利枢纽，保护区与三峡水库间河流的连续性、水域生态的完整性将遭到破坏，许多产漂流性卵的鱼类将不能完成生活史，三峡库区的鱼类资源也得不到有效补充，由此对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资源的影响将是十分巨大的，望决策部门慎重考虑。



4.3修建鱼道不是长江流域鱼类资源保护的有效手段
现在有一些人，一说到水利水电工程的鱼类资源保护问题，就想到了欧洲和北美，就提出要建过鱼设施。北美和欧洲一些国家在水利枢纽修建过鱼设施，主要是针对鲑科鱼类（如大麻哈鱼、鳟鱼），其次是鲱科和鲟科的洄游性鱼类。鲑科鱼类有强烈的回归性，并且有很强的游泳能力，必须返回到原来的出生地繁殖，亲鱼繁殖后死亡，也不存在下坝问题，这是欧美修建的鱼道有一部分获得成功的原因。我国的鱼类区系与欧美有很大的差别，仅在东北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图门江有几种溯河洄游性的鲑科鱼类，在大江河的下、中游有鲥鱼、刀鲚等洄游性鱼类。中华鲟是一种大型的洄游性鱼类，长江葛洲坝枢纽兴建后阻隔了其溯游到金沙江产卵场的洄游通道，在1983年已发现其在坝下新形成的产卵场自然繁殖。此外，我国东南沿海的一些入海小河有鳗鲡、香鱼、松江鲈的幼鱼须溯河到上游去生长。可见，我国的大部分河流，特别是长江上游，不存在洄游性鱼类，保护上游的鱼类资源，不是修建过鱼设施能够实现的。并且，上游的鱼类，特别是当地的特有种类，多数适应于激流环境，大坝修建形成水库的静水环境对它们是不适应的，特别是进行梯级开发时，急流生境丧失殆尽，对这些鱼类的保护问题岂是修建鱼道能够解决的？
我国20世纪60至70年代曾经修建过一些鱼道，多数是建在沿海的防潮闸旁和江、湖间的闸、坝上，大约有40座，如斗龙港闸鱼道等。在较大江河的水电工程中修建的鱼道有两座，一座建在浙江省富春江七里垄电站，另一座建在湖南衡东县洣水（湘江支流）洋塘水轮泵水电站。在60年代末期修建的七里垄鱼道，建成后就从未有鱼、虾、蟹通过，完全是一座废物，后来被“绿化隐蔽”。1979年建成的洋塘鱼道，在当时被评价为最成功的鱼道，名噪一时。但是，在技术人员取得了数据、发表了文章以后，从1984年起，这个鱼道便废弃不用了。查阅鱼道运行观测记录可以发现，当初所过的鱼90％以上是以刮食砾石表面生长的着生藻类为食的银鲴。由于水库底面泥沙沉积，着生藻类资源有限，银鲴并不适于在库区生存，洋塘鱼道当然达不到资源增殖的目的。现在洋塘鱼道内泥沙淤塞，杂草丛生，有的地方还堆满了垃圾，成为了一处历史遗迹。


修建过鱼设施是一项花费巨大的工程，如果不尊重科学事实，硬性要求每个水电工程均修建过鱼设施，既不能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还造成资金上的浪费。例如，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狮泉河水电站鱼道的总投资为1909.56万元。这个鱼道设计的主要过鱼对象是横口裂腹鱼和锥吻重唇鱼。这两种鱼类主要在克什米尔境内印度河栖息繁殖，并不是洄游性鱼类，偶尔有少数个体在7、8月份上溯到狮泉河里觅食，不建鱼道并不影响这两种鱼类资源。况且目前狮泉河水电站下游20公里处，当地群众已修筑了一个低坝，阻隔了这两种鱼上溯通道，狮泉河水电站鱼道如何可能达到过鱼的目的？又如，有人建议在汉江中游作为中线南水北调的配套工程计划建设的兴隆水利枢纽修建过鱼设施，设计的主要过鱼对象竟是十几年未见到过一尾鱼的刀鲚（又名长颌鲚）和数量极少的鳗鲡。显然，这种鱼道即便是修建了也不会达到预期目的。曾经有人说过，在江河中修建一座不起作用的鱼道，那将成为一个“愚蠢和无知的纪念碑”。但愿在我国的江河上，不要再出现这样的纪念碑！


现在有少数的学者，比照鸟、兽等繁殖率低的高等脊椎动物，在生境片断化后，引起遗传多样性降低，形成“异质种群”（Meta-population）的情况，推测受大坝阻隔的鱼类，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并以此作为应当修建过鱼设施的“理论依据”。但是，这种推测至今尚未得到正式的研究结论所证实，而采用鱼道方式能否达到大坝上下鱼类基因交流的目的，也存在很大的疑问。


关于大坝的阻隔是否会很快引起鱼类遗传多样性降低的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课题，但也不致于像某些学者所猜想的那么严重。鲤、鲫、草鱼、青鱼、鲢、鳙、鳡、鳊、鲴、赤眼鳟、麦穗鱼、棒花鱼、黄颡鱼等鱼类，分布很广，北自黑龙江、南至珠江的各条江河，皆有其分布，甚至有些种在日本还有分布。它们在各条河流间相隔离的时间是以万年为单位来计算的，可是直到现在，从每种鱼的形态和生态方面，见不到明显的差异，仍然是一个物种。而一个水电枢纽的寿命充其量只有数百年，对于繁殖率很高的鱼类，在大坝阻隔期间其遗传多样性下降速率不可能像某些学者想像的那么快。


修建过鱼设施，并不能解决大坝上下鱼类基因交流的问题。其理由是：第一、鱼道或升鱼机等过鱼设施，只能供鱼上溯，不能诱鱼下行，只上不下，不能说是“交流”。第二、江河中各种鱼类体形大小悬殊，生活习性不同，克服水流的能力差异很大，不可能修建一个兼容各种鱼类上溯的鱼道。第三、所谓基因交流，是要通过繁殖来实现的，不能繁殖就达不到“交流”的目的。我国的一些重要的经济鱼类，如草鱼、青鱼、鲢、鳙、鳡、鳊、赤眼鳟等，是在春末夏初江河发生洪水时，在上涨的水流中产漂流性卵，鱼卵和初孵仔鱼在漂流过程中发育，通常要漂流400－500公里才能主动游泳。这些鱼在水库中是不能进行繁殖的。可能有的成熟亲鱼游到水库尾水以上的流水中产卵，但由于漂流距离短，鱼卵进入水库的静水区后，便下沉死亡。河流的梯级开发，将使这一类鱼的繁殖条件完全丧失，根本无法“交流”。对于在砾石河滩产沉性卵或粘性卵的鱼类，如胭脂鱼、鲂、?等，当水库蓄水后流速变缓，泥沙沉积，其位于库区的产卵场不复存在，河流梯级开发后其产卵场亦将全部消失。第四、对于一些适应于激流环境并且多为摄食底栖生物的特有鱼类，因适宜的生境已完全消失而在水库中绝迹，它们是无法通过水库上下交流的。第五、在库区生存的种类，通常种群数量较大，不易出现遗传分化，过鱼无必要性，而对于数量稀少的种类，鱼道不能解决交流问题。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在西电东送、南水北调等建设项目中，拟建、待建和在建的水利枢纽工程，都没有牵涉到阻挡洄游性的鱼、虾、蟹洄游通道并对其资源有严重影响的问题。修建鱼道并不是解决鱼类遗传交流的有效措施，更不是长江流域鱼类资源保护的有效手段。

4.4增殖放流应该注意的问题
人工增殖放流是一项希望与风险并存的措施，因为在增加种群数量的同时，也存在影响或改变遗传结构与种质的危险。因此，对于绝大部分物种来说，自然种群的保护是物种保护的主要内容，增殖放流只能作为一项辅助措施。在长江流域，由于各种人类活动的影响，许多鱼类的资源量呈下降趋势。对于长江四大家鱼等尚有一定自然繁殖规模，且早期资源易于采集的种类，从自然界中捕捞一部分早期资源，人工培养后进行放流，不仅可以达到人工繁殖放流效果，而且对种质资源的影响较小。
在实施人工放流工作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为什么放流——明确人工放流的目的是资源增殖，而不是短期的经济效益。
（2）放什么鱼——明确放流对象、放流地点，避免造成人为引种。
（3）什么人来放——科学放流，承担放流任务的单位应具有相当的资质。
（4）怎么放——放流前须经权威部门抽检各项指标均在种质标准范围之内；在有关行政主管、科研单位、新闻媒体的监督下进行；对相关放流鱼类进行标记，通过跟踪研究，观其后效，不能一放了之。

4.5推广环境友好型养殖模式，促进渔业持续发展
湖泊、水库等大水面养殖存在明显的弊病，如导致生物多样性降低、加速富营养化、水质污染、湖泊美学损害以及水资源危机等。特别是大规模投饵网箱养殖，极易导致水体水质污染和外来物种入侵。
比较理智的做法是在大水面中以保护水质、增殖自然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为目的，不宜追求产量。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促进渔业持续发展，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1）采用先进养殖技术，减少水产养殖耗水量。
（2）实施养殖水质检测和监控制度，确定养殖用水排放标准，控制排放量。
（3）建立渔用药物审批制度，合理投饵、施肥、使用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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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的鱼类资源及其保护
曹文宣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武汉 430072）

长江发源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各拉丹冬峰（海拔6621m）西南侧，全长6300余km，比黄河长800余km，在世界大河中长度仅次于非洲的尼罗河和南美洲的亚马逊河，为世界第三大河。长江流域面积180×104km2，约占我国陆地总面积的1/5。长江是中国水量最丰富的河流，水资源总量9616×108m3，约占全国河流径流总量的36%，为黄河的20倍，在世界上仅次于赤道雨林地带的亚马逊河和刚果河（扎伊尔河），居第三位。长江自西向东穿越青藏高原、横断山区、云贵高原、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势变化很大，气候差异显著，支流及附属水体众多，形成了多样的生境，孕育了丰富的鱼类资源。
长江鱼类物种多样性具有种类丰富、资源波动大、特有性高、经济物种多和分布区域差异大等特点，是我国淡水渔业的摇篮、鱼类基因的宝库、经济鱼类的原种基地、生物多样性的典型代表。


长江水系现有鱼类400余种(亚种)，其中纯淡水鱼类350种左右，淡水鱼类之多居全国各水系之首。例如，珠江水系纯淡水性鱼类239种，黄河水系仅150种。长江水系有11种河海洄游性鱼类，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鲥鱼(Macrura reevesi)等9种为溯河洄游性鱼类，鳗鲡(Anguilla japonica)与松江鲈(Trachidermus fasciatus)则为降河洄游性。此外，长江水系中还生活着40余种咸淡水鱼类，它们对盐度的适应性较强，主要生活在沿海及河口区域。


长江鱼类分别隶属16目39科161属，以骨鳔类(Ostariophysans)为主，计310种(亚种)，占77.3%；其中，鲤形目(Cypriniformes)鱼类269种，鲇形目(Siluriformes)鱼类41种。鲤形目的4个科在长江中都有代表性种类，亚口鱼科(Catostomidae)有1种、鳅科(Cobitidae)56种、鲤科(Cyprinidae)196种，平鳍鳅科(Homalopteridae)16种。鲤科鱼类涵盖鲤科所有12个亚科，占全流域鱼类总数的48.9%，鲤科鱼类种类多是长江及东亚淡水鱼类区系的特点之一，长江流域是东亚鲤科鱼类起源和演化的中心。在长江流域的不同江段内，鱼类区系的组成是不同的。根据其生境特点和鱼类种类组成，大体上可分为四个区：青藏川西高原鱼区，金沙江川江水系鱼区，中下游水系鱼区及河口鱼区。长江鱼类的分布规律，由上到下，种类由少到多，分类结构由简单愈趋复杂。大体上青藏川西鱼类为高寒冷水性鱼类，川江区多山地流水性种类，中下游常见平原静水性种类，河口区则多为咸淡水鱼类。长江鱼类丰富的物种和区系复杂是自然环境的多样化和物种进化分异的结果。


长江鱼类区系的另一特点是特有鱼类数量多。据统计，长江有147种特有鱼类，占长江鱼类种类数的42%。其中局限分布于上游的特有鱼类117种，分布于中下游的21种，9种是全江都有分布的。长江水系有6个特有属，它们分别是：鲤科?亚科(Danioninae)鮈鲫属(Gobiocypris)、鮈亚科(Gobiobotinae)的异鳔鳅鮀属(Xenophysogobio)、裂腹鱼亚科(Schizothoracinae)的高原鱼属(Herzensteinina)、鳅科条鳅亚科(Noemachilinae)的球鳔鳅属(Sphaerophysa)、平鳍鳅科平鳍鳅亚科(Homalopterinae)的金沙鳅属(Jinshaia)和后平鳅属(Metahomaloptera)。这些特有属和特有种是我国宝贵的生物资源，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经济价值和生物多样性价值。


长江盛产青鱼、草鱼、鲢、鳙、铜鱼、圆口铜鱼、长吻鮠、鲶、黄颡鱼、鲤、鲫、鲥、刀鲚、凤鲚和鳗鲡等多种经济鱼类。在我国主要的35种淡水养殖对象（土著种）中，长江自然分布的有26种，其中许多种类的品质被认为是我国所有水系中最优的。长江的许多珍贵鱼类，如鳜、长吻鮠、南方鲇、胭脂鱼等是近20年来开发的养殖种类，而黄颡鱼、中华倒刺鲃等是近10年开发的养殖种类，因此长江也被形象地誉为我国淡水渔业种质资源库。


1988年国务院批准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淡水鱼类或主要生活在淡水中的鱼类有13种，其中8种分布于长江水系，它们是一级保护动物——达氏鲟、中华鲟、白鲟，二级保护动物——花鳗鲡、贝氏哲罗鲑、胭脂鱼、金线鲃、松江鲈鱼。



2鱼类资源所面临主要威胁
2.1过度捕捞
不合理的渔具、渔法以及高强度的捕捞，是导致鱼类资源量下降的重要原因。据统计，1997年以来在捕捞强度有增无减的情况下，三峡库区、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等地区的天然捕捞产量均明显下降（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系统数据）。20世纪60年代以来，四大家鱼早期资源持续下降，近年来监利断面的鱼苗径流量已不足1亿！过度捕捞还导致鱼类种类结构小型化和种群结构小型化，表现为渔获物中小型鱼类比例上升、种群年龄结构低龄化和个体小型化。如1957年洪湖渔获物中青鱼、鲤、草鱼、鳊、鳜占50%，鲫和乌鳢占25%，其它占25%。1977年，鲫、红鳍原鲌 、黄颡鱼分别占30.5%、23%和25%。1982年，鲫占36.8%，黄颡鱼占26.3%，红鳍原鲌占22.5%，乌鳢占8.7%，鲤仅占0.4%，其它鱼类仅占1.5%。
此外，我国捕食幼鱼现象在其它地方也很普遍。如洞庭湖60年代初所捕捞的草鱼、青鱼和鳡，大多在15kg以上，鲢、鳙和鲤也在10kg左右，但近年的渔获物中，2.5kg以上的个体仅占2.2%；99.58%的青鱼、96.25%的草鱼和57.31%的鲤鱼，都是出生后仅生长半年左右的当年幼鱼，幼鱼资源的衰竭是导致鱼类资源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长江中下游捕捞洄游性鱼类的幼鱼的现象相当严重，据统计，大部分被捕捞的幼鲥1斤有380尾之多！大量幼鱼被捕捞后，鲥鱼资源很难得到恢复。



2.2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在遗传、种群、生态系统层次上均可导致鱼类资源衰退。在遗传层次上，污染导致敏感性个体死亡，种群的遗传多样性水平降低；在种群水平上，污染不仅直接导致种群数量下降，而且当种群以复合种群的形式存在时，由于某处的污染会导致该亚种群消失，对种群结构造成影响；在生态系统层次上，污染会改变生态系统的结构，导致功能的改变，从而间接影响鱼类资源。


工厂、城市超标污水排放，不仅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也屡屡导致严重的死鱼污染事件。2004年2月11日，川化集团技改项目的水污染防治设施未经环保部门检验，擅自投入试生产。2月11日至3月2日，其第二化肥厂污水处理装置因故障没有运行，大量高浓度氨氮废水直接外排，导致了沱江中下游地表水水体氨氮指标严重超标。污染事故导致沱江中下游死鱼约50万公斤，沱江沿岸５个水电站因开闸放水而遭受损失，内江、资阳等沿江污染影响地区近百万群众饮水中断达26天。据估计，“直接经济损失约3亿元”。“沱江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据专家估计，需要5年时间才能恢复事故前水平。”同年，距震惊全国的沱江特大污染事故时隔不到两个月，四川省一造纸企业顶风作案，偷排、超标排放造纸黑液，致使沱江再次受到严重污染，造成死鱼12万斤。


除集中排放的污染物外，长江流域的面源污染十分严重。据统计，我国化肥年施用量4100万吨，占世界总量的1/3。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污染而设置的安全上限为225 kg/hm2，我国平均464 kg/hm2，超出1倍多；湖北省2004年化肥施用量281.92万吨，2003年长江上游地区水平497 kg/hm2，长江下游地区水平661 kg/hm2，而世界平均水平131 kg/hm2。2004年全国共施农药140万吨，农药施用强度2003年全国平均为15 kg/hm2，发达国家为7 kg/hm2。自1978年我国农膜技术开始在我国推行以来，我国农用塑料使用量急剧增加，2004年我国农膜用量达168万吨，其中地膜93.15万吨，覆盖面积达1306万公顷，均比1993年增加了2倍以上；仅长江上游地区2004年农膜用量就达17.7万吨，约占全国的10%。此外，2003年我国畜禽废弃物产生量为32.8亿吨，是2003年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10.04亿吨的3.3倍。


工、农业废水的大量排放、不合理的水产养殖方式均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水体富营养化。一些“草型湖泊”，如武汉东湖等，倒退为“藻型湖泊”，水草资源因过度放养草食性鱼类而迅速衰竭。水生植物如同水下森林，不仅为草食性动物提供饵料，还可以净化水质，同时水生植物是其他生物栖息的基质，提高了湖泊生态系统的环境异质性，丰富了生物多样性。湖泊中水草消亡使水体自净能力减弱，环境异质性和生物多样性下降，环境质量降低，鱼类资源受到严重影响。

这个好诶！